中國古典士人政治——基于錢穆師長教師的闡釋
作者：任文利 *
來源：《原道》第29輯，陳明講座場地 朱漢平易近 主編，新星出書社2016年出書
時間：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蒲月廿三日庚辰
耶穌2016年6月27日
內容撮要：本文以錢穆師長教師所論為基礎，嘗試對于中國古典士人政治作一概論。從以下三個層面展開：其一，中國古典政治是君主制下的士人政治，其基礎形態為“君臣共治”。“共治”，使“家全國”的君主制與“公全國”的士人政治之間維系了某種均衡，同時，二者之間亦存在必定的緊張關系。其二，士人政治的軌制基礎為科舉制，與科舉制相婚配的，則有作為“養士”機制的官學教導。其三，官守與言責，是士人當局基礎的政治責任。官守，卑而論之，則為分官設職，然職責、責任究極而論，本源于天。言責則是對于政治正當性的考量。以上諸般，乃儒家治道落實于歷史現實的表現，對于本日政治管理，亦有啟表示義。
關鍵詞：君主專制 士人當局 科舉制 錢穆 治道
晚近以來，對于中國古典政治之“專制論”，甚囂塵上。而錢賓四師長教師特發為“士人政治”之論，殊足以振聾發聵。錢師長教師本自史家出生，但富有史識，有較強的歷史洞察力，所論亦基于古典政治的基礎史實而發。其中不僅有錢師長教師的歷史關切，亦有其現實關切，如綜合歷史，對于孫中山師長教師的“五權憲法”的闡釋，就有強烈的現實觀照。本文則嘗試基于錢師長教師的論述，對于古典士人政治的輪廓作一概觀的呈現，于師長教師一百二十周年誕辰之際，致以特別的敬意。
一、古典士人政治成立的能夠及其基礎形態
我們了解，秦、漢以降，中國的政治架構是年夜一統形態下的君主小樹屋制。晚近以來，多把此形態視作君主專制。錢師長個人空間教師無力地辯駁了這種說法，指出后世雖有君主，然以君主為代表的皇室，并不克不及構成專制，管理的權力實在以宰相為主導的當局。而皇室與私密空間當局的分立，恰是錢師長教師所論士人政治成立的條件。
關于這一點，于分官設職而言，錢師長教師屢舉西漢的六尚與十三曹為言。六尚乃天子的秘書處，由尚衣、尚冠、尚浴、尚席、尚食等名義，可見其年夜致權限，拘于皇室的內部事務。十三曹則為宰相的秘書處，其主管事務則觸及全國一切行政。[1]這是一種靜態的劃分。宰相于漢為“三公”之一，“三公”之下，又有“九卿”。錢師長教師亦以自漢之九卿至唐尚書六部的演變，道出皇室與當局形態的動態變化。如錢師長教師所言，“九卿”，自其原初的名義而言，其初只是天子的家務官，然兼管國家相關政務。如太常，就其名義言，乃主管宗廟者，而學校教導亦屬太常職掌。即以“宰相”而言，其原初名義也不過是天子的管家，而漸管全國政務。從這些名義上，可明白看到當局最後由皇室中蛻化而來的痕跡。衍及唐代，九卿變而為九寺，且皆成閑職，國家政務則隸于尚書省。而唐之六部尚書，自名義言，已滿是當局的政務官，不再與皇室私務發生關聯。由漢之九卿，至唐之六部尚書，錢師長教師謂之為中國傳統政治里一“絕年夜的演變”，[2]以此中所顯現的，恰是當局與皇室劃分越來越明確的趨勢。
關于皇室與當局的劃分，錢師長教師亦以財政支出加以說明。以漢為例，屬于年夜司農者歸當局，屬于舞蹈教室少府者歸王室，并謂此一劃分，歷代年夜體堅持。即使是被黃仁宇稱為“宮廷與當局密不成分”的明代政治，[3]以財政而言，隸于戶部的太倉庫，與居于宮廷的內承運庫，這樣的劃分依然長短常了了的。[4]而君主所能直接掌控的，只要內承運庫。普通而言，太倉庫每年有撥付內承運庫的定額，若有額外的需求，君主須再行申請，這般則不克不及不受當局之節制。萬歷一朝引發紛爭的礦稅，恰是君主之無節制的誅求不克不及獲得滿足，是以令內監、軍人四處開礦，所得則直接上繳內承運庫，是以遭致當局之反撥。就地盤一切形態而言，明代則有“平易近田”、“官田”與“皇莊”的劃分。平易近田為公有，官田為國有，皇莊方隸于皇室。天子能夠直接掌控的，只要皇莊。以當局而言，則依然盼望能夠裁撤皇莊，如其不克不及，至多將皇莊的治理權，歸于當局，而不隸于內廷。
以上是從職權劃分、財政支出與地盤一切三個層面，所見古典政治中，皇室與當局之間的界線。僅就這一點而言，如錢師長教師所論，足可以構成對于秦漢以下的中國政治為君主專制說的無力反駁。錢師長教師進一個步驟有一個頗惹人側目標結論，以為此種政體形態當是“平易近主政體”，并與現代共享會議室東方的“間接平易近權”、“政平易近對立”相區別，謂之為“直接平易近權”與“政平易近一體”的形態。[5]拋開名言應用上的問題，錢師長教師所論的意思倒很清楚，就是指士人當局的政權開放性而言。換言之，士人當局的進路，無論是漢代的察舉制，抑或后世的科舉制，均是向普通平易近眾完整開放的。就此而言，錢師長教師所論，有其至當的一面。然“平易近主政體”有其特指，為防止概念的混雜，我們姑不消這般名言指稱之。
錢師長教師稱古典政治為“平易近主政體”，是相對于“君主專制”、“貴族政體”而言的，其中還是有一些問題值得我們思慮。回到皇室與當局的劃分，在中國古典政治中，與政治或許說國家管理發生關系的，應該是當局。那么，皇室在此中的腳色應該若何呢？所謂皇室，應該與政治管理無涉，因為在政治管理架構中，本無其相應的地位。可是，此中有一個破例者，就是君主。就歷史現實而言，中國古典政治的君主制，分歧于現代東方的君主立憲制。君主立憲制中，君主不直接參與政治管理，是一種完整的“虛君”的形態。當然，這并不料味著君主于政治管理沒有任何意義。中國傳統政治中的君主，則并非這般。
如錢師長教師所論，政治管理中，政令的頒布、當局官員的錄用，君主皆不克不及獨斷，可是，君主至多擁有批準權，甚至于否決權。政令即詔旨，它總是以君主的名義發布。當然，如錢師長教師所論，詔旨的頒布必經當局的相關法式，[6]其效率甚至正當性才是無可置疑的。與此相對的，則有“斜封墨敕”、“內旨”、“中旨”等說法，則是對于君主越過當局發布政令的非正當行為的指稱。自當局而言這般，自君主一方而言，詔旨不經君主的批準，更無法成立。用人亦這般，科舉乃士人當局之進路，進一個步驟的分官設職、遷轉，如錢師長教師所言，則出于銓選，普通而言，主于吏部，并不直接出于君主。可是，君主的批準權，同樣不容忽視。也就是說，君主于士人當局而言，是生發感化的，這就觸及到古典政治所謂“共治”的問題。
“共治”“共理”“共全國”，是古之士年聚會場地夜夫所常言，錢師長教師門生余英時師長教師對此有所提醒。“共治”，有其相應的主體，既謂為“共”，則此主體必定不是單一的。君主天然是“共治”主體的一維，那么，“共治”的另一維是誰呢，“誰與共治”，“誰與共理”？這的確是一個問題。于私密空間是，在古典政治的歷史現實中，又有所謂內廷、外廷，內朝、外朝。
內廷、內朝，就名言而論，與皇室所指稱者有重疊處，但語意指向有所分歧。皇室，是一個中性的稱謂，內廷、內朝，則不這般。朝、廷，本用于指稱君主進行政治管理的公共場所，所謂“爵人于朝，與眾共之”，朝、廷自己具有很強的公個性意味。與“內”適用，自己就有一點悖論性的意味。這般，內廷、內朝，所指者乃是皇室內部氣力，對于公個性政治管理進行干預。從歷史上看，內廷、內朝的構成人員年夜致有外戚、太監甚至于軍人（包含君主之近侍），其配合點是皆為君主之“私家”，各朝各代，又有所分歧。
“與君共理”的另一方假如是內朝、內廷，士人政治的良性運作必定遭到阻撓，也必定意味著政治的敗壞。內朝、內廷干政，于事理、法理、軌制而論，并不具有正當性。與士人當局分歧，他們均未有經過公開的選舉、考察，參與政治管理，憑藉的是君主的“私恩”，私家意志。是以，士人當局發揮感化的關鍵，是起首要使君主承認這一條件，即“與君共理”的另一主體，只能是士年夜夫。是以，具于經典中三代時期的伊尹、傅說、周公，是教養君主、蒙養太子的可與“共全國”的士年夜夫的典範。這一點是有其效率的，歷史上內朝、內廷干政之事雖時有發生，但從來不具有政治上的正當性。即使是君主，能夠公開宣稱的也只能是與士年夜夫共全國，現實中的與內廷共全國始終是上不得臺面的。
而內廷干政之所以時有發生，緣于這般一對牴觸，即“家全國”的歷史形態，與“公全國”“全國為公”的政管理念之間的牴觸。“家全國”是一種歷史現實，所謂“立刻得全國”，憑借的是武力。“治全國”則必須“下馬”，不僅僅是放棄武力，並且要步進士人政治的正路。“全國非一人之全國，乃祖宗之全國”，“祖宗之全國”，雖不脫“家全國”的窠臼，然猶可使君主放棄“朕即全國”的非分之想。“全國非一家一姓之全國，乃全國人之全國”，此則是一個完整“公全國”的形態。“全國人”這一看似虛懸的主體，最終能夠落實下來的極端形態則為“反動”，為“天命”轉移，而終掉此“一家一姓之全國”。
“公全國”，是古典士人當局的配合政管理念，但要落實此理念，起首要獲得君主的認同。落實到政治管理中，即“與君共治”的另一主體只能是士人當局，君重要約束內廷，使其安于治理皇室內部事務的天職，不得僭越干政。如前所論，內廷干政，政治則必定敗壞，從歷史現實看，也是這般。以歷朝歷代而論，內廷獲得傑出節制的無過于宋，宋之士人政治的形態也最活躍、最豐富，最值得我們本日進一個步驟關切。[7]
至此，我們解答了誰“與君共治”的問題，“共治”的另一方必須是士年夜夫。那么，在“君臣共治”的形式中，君主又是或許應該是一會議室出租個什么樣的腳色呢？我們後面提到，傳統之君主制，并非現代西立憲君主制意義上的完整的“虛君”，當然，我們并不克不及是以否認儒家士年夜夫的“虛君”之理念。假如然是“虛君”，所謂“共治”也就甚屬無謂，那只能說是完整形態的“虛君”之下的士人政治。
錢師長教師、余英時師長教師均指出，君主的職權重要在于用人，或許說錄用宰相，宰相既已錄用，則君主可“垂拱”“垂衣裳”“無為”而治了。并進一個步驟言，宰相錄用實亦不克不及出于君主之獨斷。這般，則幾近于“虛君”。二師長教師所言，有所區別，余師個人空間長教師是指儒家士年夜夫的政管理念而言，錢師長教師則落實到歷史現實之中言。我們審視歷史現實，君主的形態確乎難說是僅止這般的。
概而言之，就歷史現實而論，舉凡一切國家法則、政令甚至于官員任用等方面，最終的決斷，只能出于君主（普通以詔旨的情勢），即使此決斷只是名義與情勢上的。職是之故，古典政治很不難被視為一種君主專制，關于這一點，前舉錢師長教師觀點已有所辯駁。在儒家士年夜夫的理念中，確實盼望行此決斷之實質主于當局，而君主只實行情勢上的義務。而“當局”一詞，在古典語意中，本即指“政令之府庫”，“政令所從出之淵藪”，實際所指，就是宰相、內閣，從此亦可見士人當局操實質性決斷的職能。
關于這一點，不僅有“虛君”的意味，亦有“尊君”的意味。“君”乃政治管理中的最高權威，故政令等之頒布，名義上只能出于“君”。此頒布實質既出于當局，則政令雖名義上出于君主，但君主可免于承擔完整的政治責任。同時，門下或給事中等對于詔旨的封駁，更見名正言順，切實可行。他們所針對的依然是當局，而非君主，君于此間可居于無過之地。這般之軌制設計，“君”紛歧定能切實奉行。如官員任用，所謂銓敘，普通主于吏部，明代亦這般。推舉相應官員，吏部會列出差額，有正推，有陪推，君主行使其情勢上的決斷權，依慣例則當點用正推。而萬歷與朝臣齟齬之時，則專門點用陪推，是以屢遭廷臣非議。
君主有能夠打破慣例，衝破情勢上的決斷權，行使實質上的決斷權，這是一方面。另一方面，君主的決斷權，也有能夠旁落于內廷，這同樣會引發政治上的災難。是以，在歷史現實中，退而求其次，好的形式是君主參與當局的決斷。是以，士年夜夫們也往往會規勸君主“勤政”“親政”。此“勤政”“親政”，除了君主當實行其禮儀所規定的義務外，如郊廟、社稷祭奠等，還要更多地與宰相、內閣“論道”，甚至由“議事”而共決年夜政。這般，則君主已實質參與了當局的政治決斷。當然，這種參與更多地應當是聽取年夜臣們處理相關年夜政的意見、解釋，在君臣之間達成共識，構成傑出的信賴關系，消弭暌違。由此，相關政令的奉行，也能夠更少地遭受政治阻力。儒家士年夜夫所屢屢稱道的“明良重逢”，即指此而言。它是所謂“君臣共治”在歷史現實中達成的一種傑教學出形態，這般之“共治”舞蹈場地關系，則為君臣“相濟”。就論者所見，有宋之政治形態，庶幾近之。
以上所論，乃中國古典政治的基礎形態，如錢師長教師所言，即為士人政治。假如給它一個限制性說明的話，即君主制下的士人政治。這樣一種政治形態，本然具有“家全國”與“公全國”的緊張關系。化解這種緊張關系，就歷史現實而論，“共治”是一種傑出的形式。以士人當局的“公全國”理念，化解君主“家全國”之誕妄。這般則君臣關系方有能夠是和衷共濟的，而君主制下的士人政治方能夠有用運轉。
二、士人當局的選舉制：科舉制
科舉制，是士人當局的選舉軌制。1905年，晚清廢除科舉，士人當局的基礎悍然轟塌。自茲以降，直至本日，吾國政治，一向未能找到一個足以替換科舉制的選舉軌制。這般，則現實政治只能在好處博弈的漩渦中浮沉，終究難進邪道。對于科舉制的評價，其廢除似乎瑜伽教室已經給了它某種蓋棺定論，繼之而起的，是對科舉制的種種清理。錢師長教師對于科舉制的評交流價，就其時代而言，亦可謂空谷足音了。
就語詞的應用上而言，錢師長教師將科舉制與選舉制對稱，此中，選舉制特指東方現代的平易近選制。這樣的語詞應用或易形成語言上的混雜，如錢師長教師所見，“選舉”于中國傳統而言，乃一年夜類，取意于“選賢舉能”，科舉即其下的一個分類，吏部之銓敘亦可列于此下，科舉之前卓有成效的漢代察舉亦可隸于其下。本日，我們亦可將東方的平易近選制，隸于“選舉”此一年夜類之下。
選舉乃政治管理的基礎，古往今來，曾經被廣泛應用、并經過長期歷史沿革的選舉制，不過于中國及儒家文明圈的科舉制，以及晚近以來東方現代的平易近選制。以中國古典政治而論，科舉制亦是其較為成熟的憲制之一端。換言之，假如說儒家憲政可以成立的話，科舉制可以說是儒家憲政的軌制基礎。士人當局出生之正路在于此一有客觀標準的考試軌制，則當局用人，不再具有隨人之好惡、與時浮沉的、無準的的隨意性，這一點，至為緊要。
後面我們提到過，錢師長教師以為，士人政治是一種“直接平易近權”的“平易近主”政體，他恰是基于產生士人當局的科舉制而加以立論的。平易近主與否，我們後面有所討論，但錢師長教師說科舉制體現的是士人政治的政權開放性，[8]則可謂一語中的。科舉制，是通過考試從通俗平易近眾中選拔當局官員。在錢師長教師的歷史敘事中，自三代而下，封建貴族制的解體，漢而后，逐漸構成的新的門閥士族，唐以后至宋，則逐漸步進布衣社會，科舉制，恰是與布衣社會相伴生、并與其一家教路走向成熟的。古人好言同等，假如從科舉制中解讀不出此一層意思，可謂無目。
縱觀科舉制的歷史沿革，歷朝歷代，有所分歧，錢師長教師對此有所闡明。[9]錢師長教師對于歷代科舉制的評價，與評價任何政治軌制一樣，重視于軌制背后之意圖的發掘，但他不是唯軌制論者，以為凡有一軌制，必有其弊，故而在軌制沿革之中能美而知其惡，惡而知其美，這恰是錢師長教師相關闡釋的優長之處。唯錢師長教師對于科舉考試科目更深層次內容的梳理略嫌缺乏，下嘗試論之。
如錢師長教師所見，科舉最後產生的唐代，詩賦曾是考試的重要內容。至北宋王安石始，“經術”“經義”的考試才逐漸替換詩賦，成為科考的重心，一向持續至清。關于這一變化，錢師長教師以為利害互見。詩賦工拙易見，然僅憑詩賦聲律從政，則既于政事之諳練無涉，亦與品格之高低無干，故而唐代有所謂“進士輕薄”之說。[10]經義文章，降及明清之陳腔濫調，則流弊滋甚。[11]
筆者則以為，經義代替詩賦，實有其主要意義。科舉之意圖，乃為政治管理選賢舉能。詩賦，當然可以考核一個人的私密空間才幹，然如錢師長教師所論，既于德之賢否無涉，亦于政治管理之才幹無涉。以“經義”為焦點的系列考試內容的設置，則有分歧，它所選拔的恰是“士人”，士之所以為士，亦基于此。值得留意的是，詩賦復見于清之科舉，它所代替的是“詔誥表判語”等應用文字與判案技巧的考察，而清之士年夜夫歌詠承平的應制詩之泛濫，士風之敗壞，未嘗不與此相為關聯。
科考之“經義”，取材于儒家經典，“五經”與“四書”，清亦納進《孝經》。從經典中取一句話，由士子們代前人立言，闡發其意。經典所載，無非兩個層面：其一，修身以成績正人；其二，儒家政治管理、社會管理之年夜經年夜法，或概而言之，儒家之治道。“五經”“四書”皆包括著這兩方面的內容，析而論之，則“四書”或偏于修身，“五經”或偏于治道。這兩方面內容，恰是成績士人的需要條件。以明之科舉而論，將“四書義”“經義”的考察列為第一場，其意圖即在此。第二場考試偏于實用，包含論、詔、誥、表與判語。論為史論性、政論性文字，考察的是歷史觀念、政治見識。詔、誥、表考察的是應用文字的寫作才能，有似于本日對官員、公務員文牘才能的考察。判語考察的則是士子對于本朝律令的把握水平，及司法斷案的才能。第三場考察經史時務策，即所謂策論、對策，殿試則專門考策論。策論，考察的則是作為政治家的政治見識。考慮于經史，裁斷于時務。以筆者所見，經此考察為士人當局選拔人才，可謂恰到好處了。至如其間利害，甚至于軌制實行中所能夠的產生的流弊，自有可論處，然無損于年夜體。
至如明清兩代，本于“經義”而產生的“陳腔濫調”文體，則為近人所詬病。更有甚者，以“陳腔濫調”為整個科舉的代名詞，簡直不知所云。詬病于“陳腔濫調”者，至為好笑的是指其僵化的文體情勢，箝制了文學創作的創造力、想象力。殊不知“陳腔濫調”本不為考察文學家而設，此為病非其所病。至若指“陳腔濫調”箝制思惟，一種文體情勢，似無如許年夜的魔力。“陳腔濫調”誠有其弊，其弊僅在于格套化的文體情勢。由“陳腔濫調”此一文體情勢，進而質疑其所考察的“四書義”“經義”自己，就是倒洗澡水時將孩子一路倒失落了。就“陳腔濫調”文體本身而言，亦并非全無可取處，能夠寫好一篇陳腔濫調文字，也就把握了寫作典雅白話的駕馭文字的基礎才能了。只是把它作為單一的、獨一的標準文體情勢，問題就出現了。
以上所論，是作為士人選舉機制的科舉制的基礎情況。誠如錢師長教師所言，凡軌制皆有其弊，我們起首須厘清一軌制設計的意圖之后，再言利害，方不至于無的放矢。與現代有所分歧，古典政治不徒有“選士”，並且有所謂“養士”，這就是古之官學、學校教導。這里包括了兩個古今之異。
起首，本日是高度知識化、專業化的時代，教導重要是圍繞知識教導、專業教導展開的。古之官學、學校教導，則是專門培養“士子”、“士人”的，也就是培養未來能夠的當局官員的，故謂之“養士”。從科舉考試的內容而言，同樣可以窺見官學教導的年夜致內容。以今之專業教導為標準評判古之官學教導，難聚會場地免于錯位。今之黨校教導，似乎于官學教導有類似處。然今之黨校教導，乃為“仕而后學”，與古官學之“學而后仕”分歧。“仕而后學”，則其人或難免已構成與世浮沉的政客形態，其素質年夜致已經底定。故子路曾以為在“平易近人社稷”之中歷練，也就達到為學的目標了，“何須讀書，然后為學？”孔子于此頗不取，且謂為這般則“賊夫人之子”，可謂責之切了。為政的條件，乃起首在于以政治責任感為重要條件的政治素質的預先養成，無此而為政，就是很危險的事了，所以明儒王心齋視“未學而仕”或“以仕為學”為“九三”危途。
這里就牽涉到第二個古今之辨，本日有選官，而無古之養士機制。本日無論何種情勢的選舉，選出的官教學員并未受過特別的養成教導。他們同樣是自專業教導之途出生，在公同事務中歷練，嶄露頭角，終而經過某種選舉情勢進進當局。雖不用然，遽而在公同事務、政治事務中歷練，與時與世浮沉，其性命形態很能夠成為“政客”形態的，這般洵非美事。同時，瑜伽教室我們會發現現代政治往往會有這般現象，即使是在平易近主選舉制下，也會逐漸構成一些產生政治家的現代世家富家。且由此世家富家產生的政治家，其政治素養確乎不錯。此無他，世家富家的家庭教養，與古之養士或有異曲同工處，易養成出類拔萃的政治人才。若何將古之“養士”，納進現代教導體系，是值得我們認真思慮的問題。
錢師長教師于古之教導亦頗為重視，其對于教導之日益普及化的歷史敘事，亦頗中肯綮。然觸及官學教導時，談到它與“養士”之間的關聯，則以為或難免于流于情勢。筆者則以為，古之官學教導，于“養士”而言，至關主要。當然，與此相為輔翼的，則為自宋而來，勃然興起的書院教導。書院之興盛，足以糾官學之能夠淪于功名利祿之偏，更易于暢發“據于道”的士人的性命形態。至如錢師長教師所強調的漢之太學，明清之翰林院，對于“養士”的特別意義，則至為的當。由“養士”，到科舉之“選士”，甚至于明清翰林院之進一個步驟悠有余裕的歷練，古典士人當局的人才輩出是完整可期的。
三、士人當局的責任：官守與言責
錢師長教師以為，東方現代政治以“主權在平易近”為代表，特別關注于政治管理的“主權”安在的問題，中國傳統則既不關心于此，也不關心當局的“權力”問題，而更多關注于當局的職能，也就是設官分職的問題。錢師長教師云：“中國傳統政治，論其重要意圖，可說全從政治的職分上著眼，是以第一重視的是選賢與能，第二重視的是設官分職。”[12]科舉制是“選賢與能”之事，本節所論，則為“設官分職”之事。在教學此問題上，錢師長教師同樣具有著敏銳的歷史洞察力。如其所論，從一個易見的表象看，中國古典政治之中，行政法典至為發達，這一點，確乎是比較獨特的。如被錢師長教師譽為“最古最偉年夜最有價值的行舞蹈教室政法典”之《唐六典》，甚至明清各朝屢屢修纂的《明會典》《清會典》，亦屬于行政法典的范疇。這一傳統，我們可以追溯到作為儒家經典的《周禮》。《周禮》別名《周官》，所言亦“設官分職”之事，可視為行政法典之濫觴。這些行政法典，詳細規定了某官的職責范圍，繭絲牛毛，至為詳密。
關于此等“設官分職”，錢師長教師以“重法過于重人，重職過于重權，……重限制過于重聽任”[13]等加以歸納綜合，道出了此中情事的一面。當然，我們亦須明確，作為成文法的行政法典，乃一朝之“時制”。此“時制”自有其意義在，職事所關，別人不得侵越。此別人，包含上級領導，同樣也包含君主。今之行政單位崗位職責于具體事務之外，往往加一“完成領導交辦的其他任務”的含混用語，揆之古之行政法典如錢師長教師所言其間之輕重，則正相反對。分官設職，即以行政而論，乃政事之基礎體統，它也是君主制下，士人政治得以展開的基礎保證。而古典話語中的“政體”，正指此而言。明儒劉蕺山云：“朝廷設一官，具一官之職掌。故典衣典冠，各有司存；職詳職要，不相假借。此所謂政體也。”[14]蕺山此論，恰是針對崇禎“事事躬親”所形成的“上侵下職”的政治局勢而言的，蕺山謂此局勢為“政體叢脞”。于君主而言這般，以歷史現實中的內廷干政而言，準之行政法典，亦從來就不具有軌制上的正當性——內廷干政，成何體統？當然，歷史現實中的內廷干政，皆假借于君主之威權。君主這般，普通的高低級之間同樣這般。職掌地點，上級領導者亦不得干預。如官員考核，出自吏部，吏瑜伽場地部則有專官主之，以考核論，吏部尚書亦不得侵其職。顧憲成即曾于職司考核時，掀起較年夜的政治波瀾，此無關于官職的鉅細，位置的高低。
以行政法典之設官分職而言這般，更深一層，則觸及其法理依據的問題，自最基礎而論，它是一個關乎政治責任的問題。官守、言責，所論正為其事。孟子云：“吾聞之也，有官守者，不得其職則往；有言責者，不得其言則往。”（《孟子·公孫丑下》）孟子所論，關涉于士人之“出處”，為1對1教學官而不克不及實行其正當職責，“往”乃必定，可見士人政治中視此體統至重。此亦士人與政客形態的一年夜區別，古之士年夜夫，宦途中假如沒有幾次請辭，大要是不齒于士年夜夫之列的。那么，所謂“官守私密空間”，本源安在？我們無妨仍舉《孟子》中有名的案例來加以解析：“桃應問曰：‘舜為皇帝，皋陶為士，瞽瞍殺人，如之何？’孟子曰：‘執之罷了矣。’‘然則舜不由與？’曰：‘夫舜惡得而禁之，夫有所受之也。’‘然則舜如之何？’曰：‘舜視棄全國，猶棄敝屣也。竊負而逃，遵海濱而處，終身悵然，樂而忘全國。’”（《孟子·盡心上》）皋陶作為司法官，將殺人者繩之以法乃其官守、職事，殺人者即使為皇帝之父，也不破例，皇帝亦無權制止。“夫有所受之也”，恰是懂得皋陶“官守”的本源地點。朱子這般注云：“言皋陶之法，有所傳受，非所敢私。雖皇帝之命，亦不得而廢之也。”[15]釋義允當，然未直接答覆“有所受”，受之于誰的問題。孟子在討論堯舜禪讓時指出，“皇帝不克不及以全國與人”，舜有全國，乃是“天與之”。此處“有所受”，自可懂得為“有所受”于“天”。趙岐注皋陶之“有所受”云：“夫全國乃（舜）受之于堯，當為天理平易近，國法不曲，豈得禁之也。”[16]“為天理平易近”，幾多道出了此一層意思。于皇帝而言這般，于百官而言亦這般。《尚書》云：“天討有罪，五刑五用哉。”（《尚書·皋陶謨》）刑出于“天討”，非人所得而私，此專論司法。《尚書》又云：“無曠庶官，天工人其代之。”（《尚書·皋陶謨》）此則并及百官，宋儒蔡沈釋之云：“人君代天理物，庶官所治，無非天事。茍一職之或曠，則天工廢矣，可不深戒哉！”[17]將百官之職事系于“天事”，所強調的恰是此意。“天與”“天討”甚至“天事”，落實下來而言，即為最基礎的政治道義原則，由此道義原則，而有儒家士年夜夫的強烈的政治責肆意識。一部好的行政法典，自當講座場地無悖于此道義原則。士年夜夫們之所以特別關注于出處，就是當本身之職事與道義相沖突時，寧愿放棄宦途，選擇退隱。當然，更為積極的辦法，則為改變現實，其中就觸及到孟子所說“言責”問題。
如錢師長教師所云，古典政治的一年夜特點，則為以“言官”為代表的政治監察機構的設立。我們須強調一點的是，“言責”更為寬泛，它不僅僅是對于人的監察，也是對于政治正當性的考量、審議。故而士人當局之中雖然為此設置專門的“言官”，“言責”同時也是士年夜夫廣泛的職責地點，通過議政，盡力探尋政治之正當性。“議政”的載體，比較顯見的則為“章奏”。而科舉考試所考察的“策論”，亦為此類文字，在政治正當性、道義原則的觀照下，探尋公道的治道。
回到“官守”問題，我們說《會典》之類的行政法典，只是一朝之“時制”，其正當公道性是有待考量的。道義原則、正當性原則，有幻想主義的意味，儒家于政治而論，也同時是守舊主義的。這種道義原則、正當性原則，能夠即存于歷史先例、慣例之中。一個顯見的表象是，“時制”所規定之家教官名，在士人的話語中，依然保存著應用其歷史舊稱的習慣，如稱刑部尚書為司寇，明人稱內閣年夜學士為相，稱首輔為輔弼。這般話語，可以使士年夜夫們以考慮時制于歷史先例、慣例中，最終確立其道義正當性的本源。
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，士人政治是政治家的政治。而科舉對于“經義”“策論”的考察，所考量的是作為政治家的素質，這與本日考取公務員有絕年夜的分歧。而政治家的素質重要在于政治責任，基于“公全國”的政管理念所具有的政治責肆意識。以這一點而論，錢師長教師所論“重法不重人”的弊病自可消弭，而士人政治之關鍵仍在于作為政治管理主體的“士”，前所論“養士”“選士”，至為切要。當然，這般組成的士人當局有能夠是缺少效力的，不過，以政治的正當性而言，道義、正義，重于效力，這一點應該是無須置疑的。
四、結語
綜合上述，我們嘗試基于錢師長教師的論旨，提醒了中國古典士人政治的基礎形態，君主制下的士人政治，而終將古典政治管理的主體落實到“士人”。這里要厘清的一點是，“士人政治”并不是與“君主制”唇齒相依的關系，士人政治在古典時代，遭遇了君主制，這只是一種歷史現實，遠非一種必定性。
本日中國君主制的泥土早已蕩然無存，我們不用特別藉看于東方君主立憲意義上的“虛君”，解決現實中國政治問題。“家全國”意義上的君主制的滅亡，倒有能夠是“公全國”意義上的士人政治年夜行其道之時。主導了中國政治兩千年的士人政治，于吾國之政治管理而言，具有其後天的優勢，士人當局于本日再度復興，亦并非不成期。當然，他也面對著一些時代的問題。現在日世界之高度知識化，專業化，由此帶來政治管理的相對專業化的時勢。再如，“全國”格式的打破，“平易近族國家”的代興，以“時”而論，士人政治亦須關注于所謂國家才能與管理效力的問題。這是時代的問題，究極而論，古典“全國”觀念未必不優于“平易近族國家”之自為領域。以上問題，皆為第二序的舞蹈場地問題，本源性的問題，依然是構建基于“公全國”理念的富有責肆意識的士人成為政治管理的主體，重建士人政治、士人當局的問題。錢師長教師曾借孫中山“五權憲法”申說此意，于我們本日之思慮，也同樣是富于啟發性的。
【注釋】
* 任文利，北京青年政治學院東方品德研討所副研討員，哲學博士。
[1] 錢穆：《國史新論》，九州出書社2012年版，第87-88頁。
[2] 錢穆：《國史新論》，第108-109頁。
[3] 黃仁宇：《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》，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版，第10頁。
[4] 明代公共財政與皇室財政分離有一積漸過程，見蘇新紅：《明代太倉庫研討》，東北師范年夜1對1教學學2009年博士學位論文。
[5] 錢穆：《政學私言》，九州出書社2011年版，第6-7頁。
[6] 錢穆：《國史新論》，第89-90頁。
[7] 錢師長教師于宋代政治評價不高，研討者已多有指出其掉者，筆者在這一點上也不克不及批準于錢師長教師。
[8] 錢師長教師云：“（科舉制）與東方近代由政黨操政，方式分歧，其為開放政權則一。見錢穆：《國史新論》，第281-282頁。
[9] 錢穆：《國史新論》，第264-282頁。
[10] 錢穆：《國史新論》，第273頁。]經義則不似詩賦聲律之客觀標準清楚易見，“賢否邪正”，難以遽辨，同時有能夠教全國以偽，欲尊經而反卑之。見錢穆：《國史新論》，第275頁。
[11] 錢穆：《國史新論》，第277頁。
[12] 錢穆：《國史新論》，第107頁。
[13] 錢穆：《國史新論》，第112頁。
[14] 劉宗周：《劉宗周選集》第3冊，浙江古籍出書社2007年版，第173頁。
[15] 朱熹：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中個人空間華書局1983年版，第359頁。
[16] 趙岐、孫奭：《孟子注疏》，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00年版，第436頁。
[17] 蔡沈：《書集傳》，鳳凰出書社2010年版，第30頁。
責任編輯：葛燦